涂怡靜的開箱嚴選推薦22778 陳亞婷好物開箱文－陳宜芳的評價心得

江蘇|陳同生（點擊綠色圖標聽張建國深情講述）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天，董爾同夫婦從他們的工作地大慶市回豐省親的時候，特地邀請我夫妻倆個去他的老家南團新村作客。爾同是我上世紀七十年代插隊南團人民公社，在新村小學“戴帽子”初二年級，做“民辦代課教師”時的學生。恢復高考后不久的1981年，爾同竟然以超出北大20分的成績被北師大歷史系錄取。在我們與爾同夫婦見面的時候，爾同繪聲繪色的向他的愛人任萍描述我當年給同學們上課時的情形，逗得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起來。爾同是北師大畢業的高才生，學有所成，令我妻子嘖嘖稱贊。可是，“陳老師是啥學歷啊？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呢？”任萍隨便問道。她的發問讓我汗顏，難于啟齒。說出來讓人哂笑，充其量我只是個“五大生”之流的“半吊子”，真是“馬尾串豆腐，提不出來。” 2018年8月，董爾同（左）與陳同生（右）在哈爾濱某咖啡店。 1 我是怎樣成為一名“五大生”的呢？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樣，“人生的命運是在交錯中進行”。就在當年爾同去北師大讀書的時候，我正在鹽城師范學院進修呢。就是這短暫的學習機會也是十分難得的。 1977年5月，陳同生（左）與同事董繼奎（右）在大豐縣南團人民公社新村小學合影。 1978年年國慶節后，我就不再去南團小學上班了，在家專心致志復習功課準備參加高考。雖然我離開了代課教師的工作崗位，年底，公社文委吳立鰲還是專程派人送來三個月近一百元的工資，至今我都心存感激。兩個月后，隨著“知青”大返城的風潮，我也回到大豐縣城，被“縣知青辦公室”分配到大豐縣五交化公司。經過公司財務股、人秘股、經理室的聯合考試，我有幸被選中送去參加縣革委會“財貿辦公室”組織的為期近一年的商業會計培訓，回來后就進了公司財務科，做了一名商業會計。在當時這可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一轉眼到了80年的春天，由于公司經營業務量的急劇上升，我與其他會計一樣忙的不可開交，幾乎天天加班，正當我整日間埋頭工作，忙于敲算盤的時候。一天上午，在縣水利局財務科工作的同學吳淮平打電話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 “江蘇省委組織部將由鹽城行署出面，在全地區國營企業單位35周歲以下的全民職工中，選拔政治素質好文化好的優秀青年，招收80個文字工作干部，并在鹽城師范學院中文系舉辦培訓班，學員帶薪學習，學雜費全部由原單位報銷，學習期滿后學員全部轉為國家干部身份，分配至各級黨政機關擔任秘書或宣傳委員。” 吳淮平說，“這個消息對外是不公開的，只傳達至縣、局級機關，你們公司領導可能還不清楚。你現在趕快到我這里來看文件。” 這個消息對于不安心會計工作、一心想學習的我十分振奮。擱下電話，我便騎車去水利局。 “文革”中吳淮平的父親被打成“大叛徒”，全家下放農村。他在鄉下做了幾年木匠，走村串戶，十分精干老練。他與我一樣剛剛從鄉下回城，分到了縣水利局，并參加了揚州水利學校為期一年的會計學習。他看到我來了，就叫局辦公室收發兼打字員任芳把省委文件拿出來給我看，省委組織部的“紅頭文件”赫然在目，令人怦然心跳。吳淮平在一旁說：“會計有什么做頭？我們一起去報考吧，做干部去。” “可是，我單位領導不一定知道這個事，我怎么向領導申請呢？”我猶豫地說。停了會兒，我說：“這份文件借我給公司領導看一下，再還你。”任芳搖了搖頭說：“這是機密文件，怎么能借給你？弄丟了，是要處分的。” 吳淮平見狀，拍著胸脯，大大咧咧地說：“同生寫張借條，我擔保。”任芳躊躇了半天，終于卻不過情面而同意將文件借給我，在我臨出門時，他追在我后面再三叮囑注意文件安全。回到公司后，我將文件鎖進了辦公桌抽屜內，過一會兒又拿出來細細的看，思想著如何找個機會拿給領導看。可是，看到領導們進進出出的都很忙的，便打消了念頭，心想，第二天再說吧。 1979年7月，陳同生時在大豐五交化公司財務科任商品會計次日一早我就來到了公司，吳淮平也來了。他推開我辦公室的門，急切地問我：“文件給領導看了嗎?你如果再不去縣人事局報名，報名的時間就要截止了。”正在這時，恰巧公司黨支部分管政工與人事工作的陳書記來了。陳書記是個50多歲的女同志，是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干部。吳淮平便熱情的向她問候，并催促我趕快把文件拿給她看，告訴她省委組織部在鹽城招干的消息。陳書記看到文件嚇了一跳，驚問：“這份省委組織部的文件是哪里來的？”當曉得是從水利局拿來的后她才松了口氣。陳書記戴上老花眼鏡把文件仔細地看了一下，好半天沉吟不語。吳淮平拿上文件便匆匆忙忙回局里去了。吳淮平后來在大豐人民法院工作，庭長退休。此是后話。看到陳書記的態度很曖昧，我便來到了公司一把手王書記，同時也是公司正職經理的辦公室，笑嘻嘻地看著王書記不講話。王書記也是抗戰時期入伍的，是個耿直的老軍人。他看到我磨磨蹭蹭地樣子，像父親一樣非常慈祥的望著我說：“同生，你可有事情找我？說吧。” 當我吞吞吐吐地向他表示，自己想報考鹽師干部培訓班的愿望時，他滿面的笑容頓時凝固了，他老人家漲紅了臉，好半天才蹦出一句話，他氣得大吼一聲：“陳同生，我們對你不錯了！你還想干什么？”他的吼叫，嚇我一大跳，我狼狽地逃回了自己的辦公室，不敢吱聲。只見他氣急敗壞地跑到陳書記和人秘股高股長的辦公室門口，向她們招手，要求她倆去他辦公室里談話。他們“呯”地一聲關上了辦公室的門，在里面嘰嘰咕咕好半天不出來。我想，領導們一定是在談我的事情。怎么辦呢？我心里一點主意也沒有。大約過了個把小時以后，陳書記、高股長倆個老干部一前一后從王書記辦公室出來了，她們都不約而同而又意味深長地朝坐在對面財務室里的我看了一眼。我想，壞了，惹禍了。這可怎么好呢?后來的幾天里，在我不屈不撓的多次請求下，大概又過了一個多星期，公司黨支部非常慎重地專門為我開了一次會辦會，經過一番討論，領導們終于一致同意我去報考鹽師干訓班。此事在公司上下弄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議論紛紛。一天下午，我正端坐在辦公桌后敲算盤的時候，陳書記領著一個中年女子來到我面前說：“小陳，這是謝會計，跟著你后面學學。” 這時，我又嚇了一跳。心想，壞了，萬一我考不上，會計崗位也丟了。問題可大了！接著，縣人事局組織全縣400多個考生進行了預考，然后篩選了25人，包了一輛公共汽車，一路顛簸著去鹽師考試。大豐的考生中，殷濟青的成績第一。當時他剛剛從縣蠶種場回城，被分到了縣氣象站工作。幾年后，他再次去河北農大進修，后來擔任縣開發區、計劃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我得了第二名。大豐的考生也就只被鹽師錄取了我們兩個。在大豐縣直企事業單位引起了轟動，五金公司給我支付了一千多元的學雜費，還有工資和補助。由于鹽師發的文憑是“肄業證書”，很不“硬掙”，三年后，我又打報告申請報考大豐廣播電視大學，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五大生”。 2 大豐的“五大生”大體情況又是咋樣的呢？所謂的“五大生”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對此，現在的互聯網上是這樣定義的： 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國家規定的審批程序，經省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委批準，由國家教委（原教育部）備案或審定的廣播電視大學，職工大學，職工業余大學，高等學校舉辦的函授大學和夜大學（分別簡稱為電大、職大、函大、夜大）的畢業生，后來“自學考試”也加入這一行列。 “五大生”是特殊時期的產物。經過40年的發展，“五大”組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成人教育體系，尤其是廣播電視大學已成為我國公共教育事業的重要資源，成為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各類畢業生逾千萬人，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五大生”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的現象，是時代使然。事實上，那幾年，省內外許多高校已經向在職的企業職工和機關干部敞開了大門，舉辦了各種各樣名目繁多、期限不一的培訓班。就在我去鹽師進修之前，鹽城工學院、農業學校，分別辦了為期一年半至兩年的工業和農業管理班，上海機械學院，揚州師范學院，省委黨校、團校（文化干校），中央黨校、團校也面向基層辦班。大豐的許多同志紛紛報考入學，學成歸來后都成為了單位重要崗位的骨干和負責人。前兩批先后入學工專的有后來成為鹽城市發改委副主任的王錦成、陳東俊，大豐人大副主任夏繼永，體改委主任季希全，質量監督局副局長徐海杰，中日合資東方服裝公司總經理黃翠萍。農校的有縣民政局、海洋局黨委書記趙錦國和李國華等。如果從嚴格意義上講，他們無疑也屬于“五大生”范疇。 1977年底我國恢復“高考”后，當年招生僅27萬人，后來連續幾年的招生每年也未能突破30萬人。對于“文革”十年積壓的數千萬人才而言，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高考”成了千軍萬馬蜂擁而至的“獨木橋”。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上大學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然而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必須首先實現人才的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可是，全日制高校畢業的大學生是不可能分到縣級以下企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是個稀缺資源。僅僅憑借當時國家的大中專院校的力量，培養“四化人才”是不能勝任的，也是不可能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的。數千萬剛剛從廣闊天地回城的知青，從軍營退伍回來的士兵，工廠企業的員工，這些被耽擱了十多年的青年人，對學習文化知識真是“頭削了尖了，往里鉆。”對文化知識的渴求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還要讓他們等到猴年馬月呢？于是，急用先學，各種各樣的復習班、培訓班猶如雨后春筍到處出現，遍地開花，尤其是大豐中學、南陽中學、新豐中學等幾所重點學校和縣總工會的夜校里人滿為患，每天的夜晚燈火通明，幾乎每間教室都在上課，教室里座無虛席，甚至連窗臺上、過道里都坐滿了人。大豐廣播電視大學老師們白天要為在校的學生上課和輔導，晚上，下班后，飯碗一丟，又要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來到教室，再為過去許多年未曾謀過面的老學生上課。常常下了課了，夜深了，有些學生還久久不肯離去，仍然圍著老師，或者追到老師家中，尋問一些疑難問題。他們都不厭其煩地予以解答。那時的教師上課是不計報酬的，他們完全是出于責任和良心，為了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的騰飛，他們雖然異常辛苦，但沒有人提一個“錢”字，師生們教學相長，親密無間，情同手足，猶如父子，一個目標：學習，學習，再學習。 1981年，《山西青年》雜志社首先看到了這個巨大的“商機”，他們不失時機的推出了全國第一所“刊授大學”。以全日制大學中文系教材為教學內容，設有漢語言文學等專業。我的高中同學陳秀芳寫信并匯了20多元去雜志社，就立即收到了“學生證”和一些課本及相關輔導材料。不久，她考取了泰州衛校為在職員工而設的中醫進修班，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學習實踐，成了一位名中醫。當時在《山西青年》“刊授大學”登記注冊的學生竟然有51萬人，但事實上堅持下來的人寥寥無幾。 1980年秋，在大豐縣原汽車油嘴油泵廠的地址上，大豐廣播電視大學正式成立，當時只辦了一個機械班，首屆學生20多人，學生大都來自縣屬工廠企業的青工。后來逐年不斷擴大招生規模和專業設置，最多時有十幾個專業，在校學生數百人。記得那一屆比較出眾的學員有韋新、徐向龍、李文等人。韋新后來成為縣飛輪總廠的廠長、市分管工業的副市長、政協主席；徐向龍成為蜚聲中外的“冷擠壓”生產工藝專家；李文成為縣無線電廠生產廠長，西團鎮工業辦公室主任，民營企業家。在進學校培訓的同時，許多因為工作和家庭等多種因素脫不開身的人選擇了“自修大學”。鹽城工專培訓回來的縣工具廠的夏繼永、醫藥公司的施永平等選了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經濟管理專業進行自學，比較難的“高等數學”這門功課，夏繼永考了69分，施永平竟考了86分。夏繼永當時是車間主任，每天要和工人一起“三班倒”，為產品出口創匯而辛勞。施永平是縣醫藥公司門市部的柜臺組長，工作也是十分繁忙的。但他們都克服了困難，長期堅持不懈，取得了好成績，如期拿到了畢業證書。縣法院書記員陳浩鋒選了南京大學的法學專業自學，也如期取得了畢業證書，后來擔任縣法院的民事庭、行政庭庭長，專職審判委員多年，經常在國家級的法律期刊上發表文章，成為“鹽城市十大優秀法官”。還有縣委組織部的丁樹林，政府辦的夏寅等一批機關工作人員，在拿到南京大學自修的文憑時，縣政府分管文教工作的丁市長、縣教育局徐局長專門為他們舉辦了畢業典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但更多的人則在單位領導的支持下，去電大、黨校脫產或半脫產學習。退伍軍人陳豐電大畢業后，逐步鍛煉成為“江蘇魚躍集團”的專職講師，長年累月走遍大江南北；中國銀行辦公室主任丁振宏成為知名的文史專家，研究大豐鹽墾史，成績斐然。早在1964年就下放來的無錫知青朱蘊忠雖然僅有初中文化，但參加江蘇師范學院日語專業函授學習，后來成了大豐縣外貿公司的翻譯，正常開展對日外貿業務。這些活躍在各條戰線上的成功人士，還有許多許多，耳熟能詳，不勝枚舉。 80年代是一個百廢俱興、百端待舉、奮發向上的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各行各業對各種各樣人才的需求迫不及待，與日俱增，迫使企業不得不對職工隊伍的素質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養工業生產技術、商業服務和各類管理人才，提高職工全員素質，整頓企業，實行現代化、規范化、標準化生產經營和管理，已經成為政府部門和企業領導層的共識。幾乎每個工廠企業，商業、物資公司都成立了職工教育培訓機構，明確了專職的工作人員和教師，師資力量不夠的單位都紛紛從外面聘請兼職教師，制定了長遠的教育規劃，逐步分期實施。比如，縣商業局、供銷社都成立了相當規模的商業職工學校，縣飛輪廠、淮南一廠、二廠（紡織廠）都有專門的職工學校，定期輪訓員工。金融、衛生、醫藥、城建等特殊行業則由行業上級主管部門組織送培。我的連襟范揚是鹽城金融系統金融管理班畢業的，后任響水縣、鹽都縣、大豐縣工商銀行行長，縣開發區副主任。其妻子楊淑華是二廠工人，考入鹽城紡織工業職工大學，后任縣紡工局局長助理、政府辦副主任、老干部局副局長等職。小姨子楊毓華蘇州城建職工學院給排水專業畢業，后在大豐自來水公司負責自來水管道設計和預決算工作。小連襟李純潔現任縣政府信息中心辦公室主任，他是大豐電大會計班畢業的。可以說，我們這個家族是個“五大生”家族。綜上所述，這些成人教育培訓工作，在較大程度上緩解了了企業對人才的需求。這些通過培訓結業或畢業的人可能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有些可能還不屬于“五大生”范疇，但是，他們應該與“五大生”是叔伯昆仲。不管怎樣，他們肩負了時代的重任，既實現了人生自己的價值，又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大豐電大85屆文秘班部分學員合影 3 我成為了一名支鄉的“五大生”。不管參加何種學校培訓的企業職工和機關干部，他們絕大多數人畢業后都回到了原來的單位，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工作，發出了自己的光和熱。但也有少數人跳出了原來的單位或者行業，深入到偏遠的鄉鎮和企業、沿海灘涂，艱苦創業，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拓展了新的人生。 1985年前后，為改變基層鄉鎮干部年齡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的狀況，大豐縣委、縣政府有計劃地選拔了一批經過培訓，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的年輕干部，到鄉鎮擔任鄉、鎮長助理。我熟悉的人當中有王永和、朱建明、王豐等人，他們分別去了萬盈鄉、潘丿鄉、白駒鎮。幾年后，王永和任森威集團副總，朱建明任縣安全局局長，王豐任紡工局科長。鄉鎮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蘇北地區鄉鎮工業的發展，面臨著人才、資金、技術與管理的問題。一些偏遠的鄉鎮中學還緊缺合格的教師，鄉鎮的工商、稅務、環保、建設、土管等部門缺少工作人員。為改變這一現狀，加強“三農”工作，1988年5月，鹽城市政府人事局出臺了關于鼓勵“五大生”去鄉鎮和沿海地區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自愿去基層工作的“五大生”都一律錄用為“國家干部”，去鄉鎮企業服務的年限必須滿6年，去沿海“支灘”的可以縮短一年時間，服務期滿后才能調回縣城。后來江蘇省委、省政府推行的“大學生村官”制度，則是當年這個政策措施的濫觴，是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勢的必然要求。新的人才使用鼓勵政策出臺后，許多“五大生”積極響應黨委與政府的號召，丟下城里安穩的工作，告別妻兒父老，奔赴基層。當時，大豐恰逢投資逾億元，當年在鹽城地區手屈一指的大豐化纖廠項目正在王港灘涂開工建設，急需各類專門人才。為此，鹽城市人事局在全市范圍內組織宣傳，一下子動員了鹽都、建湖、阜寧、濱海、響水、射陽等縣的44名“五大生”來到荒無人煙的灘涂上，投入到緊張的建設之中去，他們隨即成為各車間及科室等部門的骨干，與數百名工人到儀征化纖、金山石化等國家級化纖生產基地學習培訓，為項目的如期建成投產奠定了基礎。就在此時此刻，我來到了裕華鎮工業管理辦公室，在鎮黨委書記黃裕康、工業副鎮長李國華等領導的帶領下，投入了裕華合成纖維廠等項目的建設之中。通過年把多時間的實地鍛煉，從一個對現代工業一無所知的“門外漢”，學到了許多工業管理的基本知識，極大地彌補了我的知識結構的缺陷，使我的思想得到極大的升華，也豐富了我的人生，為后來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那么，我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來到裕華鎮的呢？這里有一個十分曲折的過程。 1981年底，我和殷濟青倆人在鹽師學習回豐后未能如愿轉為“國家干部”。原因是鹽城人事局把江蘇省委組織部、省政府人事局為我們80個學員轉干的指標“挪用”了。 “文革”時期，鹽城行署有許多從工礦企業和農村來的人員，他們以“以工代干”的身份進入政府機關工作。“文革”結束后，這部份人的年齡也老大不小了。可是，這部分人員仍然滯留在干部崗位上。他們的“去留”問題委實令人撓頭。省里一下子給鹽城“80個轉干指標”，這是“戴帽子”下來，明確給“文字工作干部培訓班”的學員的。但是，一些領導們“眼紅”了，他們認為，文訓班的學員年齡尚輕，以后有的是機會“轉干”，趕急的來，先把行署“以工代干”的這部人的問題解決了。消息傳到鹽師，引起軒然大波，學員們義憤填膺，予以“罷課”抗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胳膊哪能扭得過大腿？學習結束后，領導擔心學員“鬧事”，連畢業儀式都沒有敢搞，就遣散了大家。我和殷濟青兩人灰溜溜地回來了。由于身份沒有轉變，進不了縣機關大院，只好回原單位。我拿著縣人事局的介紹信回到了縣商業局人事股。王股長知道我五交化公司是回不去了，考慮了一下便親切地說，“這樣吧，醫藥公司人秘股長年紀大了，你先去做個文書，準備接班吧。” 七八十年代大豐縣城中心就這樣我便把自己的人事關系轉到了縣醫藥公司，安安心心做起了文書。不料兩個多月后的一天，縣人事局人事調配股李股長打電話要我去一趟，50多歲的李股長是個忠厚長者。他說：“我們研究了一下，決定你到南陽人民公社去做黨委秘書，讓你轉干，培養你入黨，將來有機會再去黨校學習學習。” 我一心想進政府機關大院，可是，李股長他竟然要我去鄉下。要知道我是才從農村回來的，在鄉下燒個青菜都沒有油，鍋子都吃銹了。況且，南陽公社距離縣城4、50里路，電話也難通。李股長看出我的心事，又親切地對我說：“公社干部嚴重老化，像你這樣有文化的年輕人公社急需，你趕快去！你回去認真考慮一下，給我一個答復。” 從李股長那出來，我很失落。大約一個月后，他又打電話叫我去。他對我說：“南陽遠了一點，我把你調整到五星人民公社。”我仍然沒有吱聲。一個月后，他老人家又把我叫去，“你到大興公社高書記那去吧。” 可是，我還是沒有表態。我很自負，我想，我才25歲，機關里干部大多數是個半老頭兒，以后有的是機會。我的表現令他非常失望，在他看來我真的是無藥可救了。從此，李股長再也不理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機會很快就來了。幾個月后，因為嚴肅黨的紀律，反對不正之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關相繼都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接著，為了深入開展“經濟領域里的斗爭”，又成立了“經濟案件辦公室”，秘書朱永進不久被縣委書記彭正柱看中要走了。在縣委副書記兼縣紀委書記蔣道立的親自過問下，82年7月31日，我被挑選去“經案辦”繼任秘書。紀委辦公室蔡主任見到我來了，她非常高興地說：“哎呀，我們知道商業局不放你，已經拖了一個多月了，你還不來，蔣書記都發火了！”我說，“我是前天才接到通知的”。我恍然大悟，原來單位領導在向我保密，根本就沒有告訴我。我立即投入了工作，集中精力系統地學習了中紀委、省和鹽城等各級紀委下發的文件材料，學習了黨中央書記胡耀邦的有關講話，并仔細翻閱了前任秘書朱永進留下來的檔案材料，使自己的思想盡快適應新的工作要求。我很快就進入了“角色”，得到了領導和同志們的充分肯定。不久，“經案辦”進行人員定編。為此，縣委常委會先后召開了十余次會議，專門研究討論挑選工作人員，每次會議研究決定的人員名單都有很大變化，但我的名字都排在第一名，始終未變。但不知怎么搞的，數次呈報給縣委組織部考察的人員名單，經過他們的考察后，組織部總是對個別人持有異議。于是，名單在不斷的調整之中。這樣一拖，就拖了七八個月都沒有個頭緒。大家都不耐煩了。幾個領導發牢騷說，“我們要的人，他們不給；不要的，他們偏要塞進來。”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醫藥公司陳書記來到紀委找我，他苦著臉說，“小陳，你不在單位一晃就兩年了，人秘股都要癱瘓了，你要諒解我的苦衷，回單位去協助我主持工作。”見到書記這樣講，因為調動的事久拖不決，我也感到難為情。陳書記是淮安人，曾經做過新四軍鹽阜報社的記者與編輯，也擔任過縣銀行的負責人。當時，他可是個少見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他文質彬彬，手不釋卷，對員工和風細雨，我與他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鳴。他對我非常偏愛，像父親一樣關心我，培養我，當初紀委要我時，他就瞞著我，不讓我走。雖然我非常了解公司的情況，畢竟我在那上了半年班，但沒有立即表示回去。陳書記他便又去找徐副書記，請求紀委領導支持他的工作，讓小陳回去。徐書記則對我說，“馬上就要為大家辦理調動手續了，你再堅持堅持，等一下吧。”領導們這樣的態度，讓我我左右為難，欲罷不能。幾天后，陳書記又上我宿舍里來勸我回來，我想，算了吧。于是，就對紀委的幾個領導表示先回去。臨別時，程、徐二位副書記都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們連連嘆息，為我感到惋惜。我回公司不久，商業局在醫藥公司進行改革試點工作，要求職工推選一名“民選副經理”。全公司90多名干部職工投票，我竟然得了86票，獨占鰲頭。然而，局里并沒有讓我擔任這個職務。后來，聽說，有人擔心“讓我做了副經理，便就會倒向陳書記”。真是莫名其妙。我又不是為陳書記工作。但是，想想此話也不無道理。隨他去吧。我也不稀罕。于是，我又再次申請去學習了。這一次來到了就在家門口的大豐電大。同學有吳家強、周建、董小平、朱建中等。吳家強后來擔任大豐政府常務副市長、大豐人大副主任等職，周健擔任大豐司法局副局長，董小平擔任建湖縣委宣傳部部長、鹽城市臺僑聯主任等職。幾年后，在鼓勵“五大生”去基層工作的政策激勵下，1991年9月，我來到了當年李股長安排我去的五星人民公社，即，現在的裕華鎮。當走進在裕華鎮政府的大門口時，我不禁感嘆道：“哎呀，我遲來了十年。”枉費了李股長的一片苦心，辜負了他的培養，真的對不起他老人家。裕華鎮距離縣城15里，是啟海移民的聚集地，棉花、大蒜等經濟作物十分發達，是個典型的農業鄉鎮。農民對辦工業興趣不大。當年，在大豐29個鄉鎮中，鄉鎮工業起步早，辦得好的有西團、白駒、劉莊、新豐、三龍等鄉鎮，這些鄉鎮已經成為鄉鎮工業的“排頭兵”，裕華鎮與他們相比差了一大截，就是與南面接壤的南陽鎮、通商鎮相比，也面臨著掉隊的危險。有道是，無農不穩，無工不富。而且，縣里對興辦鄉鎮和村辦工業是有“硬性指標”的，大辦工業是當時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鎮黨委黃書記感到形勢十分嚴峻，壓力山大，不容樂觀。他決心盡快甩掉“工業落后的帽子”，為裕華人民爭得榮譽。他與鎮“一班人”到處奔波，想方設法引進人才，尋找項目。他看到許多“五大生”都跑到西團、新豐去了，新豐鎮一下子就集聚了近20多個“五大生”。他再也坐不住了，便主動與縣人事局聯系，在裕華鎮政府內召開了“五大生”座談會，介紹裕華的情況，熱情歡迎“五大生”來裕華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裕華鎮也陸續來了15個“五大生”。主要有陳望源、楊有明、孫伯龍、朱建明、陳亦龍、陸海濱、梅炎等人，后來他們都相繼走上鄉鎮和縣區領導崗位，或去了骨干企業任職。工業副鎮長李國華經常調侃地說：“嗬，我是個高中生，但手下有這么多大學生，人才濟濟，裕華有希望了！”引得黃書記開懷大笑。李國華后來擔任大豐統戰部部長、灘涂局長等職。尋找項目很快就有了眉目，他們與儀征化纖和國家華能總公司掛上了鉤，一舉解決了資金和技術問題，決定新上年產60萬噸滌綸長絲項目，總投資400余萬元。這樣的“大手筆”，在裕華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全縣鄉鎮中新上馬的項目中也是個“大塊頭”，引人矚目。為此，裕華鎮成立了項目指揮部，舉全鎮之力向前推進。鎮黨委、政府從鎮工辦和鎮辦企業中抽調了迮錦勇、宋建明、茅衛東等一批干部，并大膽啟用“五大生”，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夏繼永作為項目總指揮副李國華鎮長的助手具體負責具體籌建工作。我為辦公室主任，負責文字、人事、招工和培訓等工作；電大建筑班畢業的徐鋒負責基建；機械班的孫伯龍負責設備。還有從無線電廠、飛輪廠等單位來的一批“五大生”：梅炎、朱建明、陳亦龍、陸海濱等幾個人負責生產、技術、質量、供銷等業務。此外，還從海門引進了一個工程師老龔同志。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斗，項目建成投產成功，大家揚眉吐氣，一舉甩掉了鄉辦工業落后的“帽子”。根據縣人事局的規定，支鄉的“五大生”要沉到企業去工作。所以，“五大生”統統都擔任了企業的副職，我掛鉤服務的企業是“裕華鎮福利廠”。該廠為江陰青陽一家人造革廠配套生產襯里布。那時，廠長宋丕林才40出頭，年富力強，精明能干，十分低調，特別具有勤儉節約艱苦創業的精神，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從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他一見到我就十分熱情的說：“陳廠長，我們是個小廠，條件很差，委屈你了！襯里布附加值很低，沒有前途，不能再生產了，必須要有新的增長點，你來得正好，我正在尋找新項目，你與我一起去蘇南考察去。” 其實，他高抬我了。對紡織行業我是一竅不通，是個地地道道的“門外漢”。短短幾個月里，我跟著他跑遍了江陰、常熟、昆山、太倉、張家港等地的許多鄉辦企業，大開了眼界。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考察論證，多次會辦研究決定，大家形成了共識，還是在紡織面料上做文章，最終選擇了“天鵝絨”項目。當時，這個產品十分搶手，附加值很高。在宋廠長的指導下，認真研究了生產技術、工藝、設備、市場，效益等各個環節，并對產品生產成本進行了反復核算，由我編寫了《年產60萬米天鵝絨項目可行性報告》，上報縣鄉鎮企業局和計經委審批。在宋廠長的精心安排，多方籌劃下，謀求了一筆資金，首先購置了一臺德國進口的“大圓盤機”，僅那把“平整”天鵝絨面料的德國產的刀具就價值150萬元。在安裝試車的時候，不小心被上海來的師傅弄壞了個“豁口”，宋廠長心痛了一天多沒有吃飯。幾天后，終于試車成功，產品出來了，宋廠長方才流露出喜悅的笑容。他和廠里“一班人”辛勤的汗水沒有白流，生產的產品暢銷國內外市場。短短幾年后，企業發展成億元規模，成立了“蘇鹿集團”。在九十年代末，企業改制時成功兼并了“裕華合成纖維廠”。這里特別要提一下的是，裕華鎮的人文環境非常好，對于鎮黨委和政府放手任用“五大生”比較支持，夏繼永被任為工辦主任，陳望源和我為副主任，后來，我還到政府辦公室做了負責人，徐鋒在那里整整工作了12年，陳望源則直至鄉鎮撤并，工作到退休。而我由于另有任用，兩年多后就離開了那里。雖然時間短暫，至今，我仍然時常想起當年在一起工作的“五大生”伙伴，想起裕華鎮的許多領導和企業家們，他們平實的工作作風、忠厚為人的風范、艱苦創業的事跡深深地激勵著我們一路前行。 +10我喜歡

人生無悔文/戴帽子的魚我很想說，回顧小半生，我什么都不后悔。但其實，我最后悔的是大學歲月。眼看著高考馬上又要來臨，這里有一些話想說。應該每個中學老師都畫過大餅——“上了大學你就輕松了”。是的，上了大學，你真的可以輕松了，每天不用從早到晚上課，也沒有時不時的家長會讓你膽戰心驚，甚至沒有定期以摸底為名的各科考試，一摸還不夠，還有二、三摸。就算你逃課，除非剛好遇上老師點名，不然沒有人會注意到，更不會像中學班主任那樣早就打電話給父母催問下落了。你會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像化身為鳥一樣，隨意在天際翱翔，從海上掠過，往深淵俯沖。上什么課是自己選的，上午起不來懶覺多，就可以盡量選下午的課。同一門課有不同的老師開課，還可以找高年級的師兄師姐打聽哪個老師不愛點名，期末考試以開卷或者提交論文算數，就連備考也輕松不少。父母遠在千里之外，頂多通過電話叮囑幾句，像以前那樣如果做錯事了，怕看到父母失望的神色的感情也沒那么強烈了，頗有點不痛不癢。朋友提議熬夜K歌就滿口答應，說組團開黑打游戲也不用時刻注意客廳的動靜。甚至談戀愛也不必躲躲藏藏，遇見喜歡的人就去追，在一起了無須遮遮掩掩，哪會像中學時代常常得找個電燈泡同行。有些人就這樣“滑下去享受極樂”，而有些人還是很忙碌。那年，我初上大學，感受到自由后，第二多的情緒是茫然。從小到大被安排好課程表的我，忽然不知道什么時候該做什么，常常覺得自己很閑。大一時，我總是熬夜看電影，一晚上能看三四部，我旁邊的女孩玩一個跳舞的游戲，她旁邊的追韓劇，最邊上的追綜藝。一間寢室四個人住，有個女孩深夜一點睡了，我們還問：“這么早就睡哦。”沒人管的日子，吃飯睡覺都不規律。結果大三時，同系一個女生要去韓國當交換生。我問她：“咦，你怎么會說韓語？”她回：“我有去上韓語課啊。”“可是，我們不是韓語專業，只能選面向全校開放的韓語公開課，一個班就五十個名額，很少呢。我當初想選意大利語都沒搶到，你好幸運。”當時我很失落，以為拉開我們差距的是她幸運地選中了小語種課，而我來遲一步，沒有選到。因為我本來也有計劃去當交換生的，但沒選上課，語言能力沒達到，就算綜合成績達標也無法申請。她看我一眼，回：“我也沒選中啊。但那又怎樣？我可以旁聽啊。”我當時呆住了，沒有學分的旁聽，沒有任何的監督，甚至有時候教室小都不一定有位子，她卻堅持了數月。我這才知道，中學時我能像個好學生，一半是因為被約束。大學時，要主動做個清醒的學生，實在太難。各種各樣的誘惑在身邊，那么多被限制的事忽然解禁，我們如脫韁的烈馬，不知該往何處去。真的，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很容易拉開差距的時間點就是在大學。可以是游樂場，也可以是競技場。有計劃、有自制力的人會很快把別人甩開，而沉溺在自由幻境的人，可能會從此迷路。大學虛度的一小段人生，到后來，我花了許多時間來追趕。所以我希望，準備好一切，你們的人生沒有什么需要彌補的。你們可以說出，人生無悔。 ——原文載于2018年愛格5B +10我喜歡

一 2015年，一個臨近深秋的下午。天似乎要下雨，陰沉沉的。窗外，枯黃的樹葉在風里隨風飄落著。臨近下班，頭兒忽然走進我的辦公室，對我說：“老楊，剛才有群眾打電話舉報，趙村鎮東高村有一個涉嫌違法排污的小電鍍。你帶人去看看吧，找不到，可以和舉報人聯系，這是舉報人的電話，要保密。” “行，馬上去。”我說。不過心里有點忐忑不安，因為剛剛來執法部門，第一次遇到這種事。以前，在法制科面對的是文字材料，說白了就是紙上談兵的活兒。況且以前，環保執法大多是對違法企業進行罰款，很少有移送公安的。自從年初新環保法實施后，根據環保部出臺的相關配套辦法，這種十五小案件是需要移交公安的，如果違法行為嚴重當事人還會判刑。事不宜遲，我喊上自己中隊的小李、小曹，帶上相機馬上驅車前往舉報地點。東高村在縣城西邊，離城區較遠，我們足足跑了三十多分鐘，才趕到村邊。按照舉報人提供的地址，我們很快來到村子南邊遠離大路的一個廢棄的破舊廠房前面。兩扇鐵門從里面緊鎖著，圍墻不算太高。聽聽，里面還有人說話的聲音。喊了半天，一個老年婦女才出來打開門。 “你們是哪里的？”她警惕地看著我們。 “我們是縣環保局的，”我拿出執法證說，“有人舉報，需要進行檢查，請配合一下。” “我們啥都沒干。”，她警惕地看著我們說。隨手就要關門，小李和小曹馬上過去攔住了她。這是一個大約七八十平方的舊廠房，年久失修的房頂風一吹還不斷向下面掉土。一個年近七十、佝僂著腰，瘦小枯干的老頭，正和一個20多歲的個子不高的年輕人往電鍍液里浸泡機器配件。靠墻跟的地方，放著一摞摞已鍍好的配件，地面上到處是斑斑點點的電鍍液痕跡。看到我們進來，他們有點兒驚慌，立即站了起來。 “請馬上停下來，”我說，“我們是縣環保局的，請配合。” 同時，我馬上給頭兒打電話匯報。 “情況屬實嗎？”頭兒興奮地說，“你們維護好現場，不要動，我馬上通報公安、檢察院。一會兒，我就領其他兄弟們過去。” 那兩個人有點兒害怕，趕緊去拔下了電閘。老頭兒鐵青著臉坐在廠房門口大口地吸著煙。那個年輕人手足無措地走來走去。我們開始勘察現場。沒多久，警笛聲響成一片。十幾輛執法車、警車相繼趕來。頭兒領著法制、監測和隊里的兄弟們趕來增援，一同趕來的還有縣檢察院、公安局的人。畢竟這將是我們縣第一起移送公安的環保違法案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啊。一霎時，廠門口，人聲鼎沸、警燈閃爍。幾個公安民警在維持秩序，檢察院的和頭兒在一起商議案情。不知何時，來了很多村民，遠遠地圍觀。也許，他們還以為發生什么大案了吧。按照頭兒的安排，大家采樣的、拍照錄像的、做筆錄的、查封扣押的都開始行動。作為該片區的執法負責人，案件的主辦人，看來我是推脫不掉的。 “讓王隊和你一起做現場筆錄，老楊。”頭兒嚴肅地說，“你們一定要認真，每個人的詢問筆錄都要做扎實，問清違法事實，來龍去脈，這對定性很關鍵的。” 我的心里于是砰砰地又跳個不停。真有點擔心，轉崗環境監察大隊不到半年，執法證領了不到兩個月，就攤上這種案件。 “沒事的，”我暗暗叮囑自己，“這么多人協助，不會出啥差錯的。” 我們在廠門口就近找了個房間，里面臟兮兮的，有一張破桌子，一張破椅子，還有一張破床。把桌子簡單收拾一下，坐在床沿上，拿出筆錄紙。也沒電腦，沒法打字，干脆手寫吧。商量了一下，由我詢問，小曹做記錄，王隊當參謀。準備好了，有人把老頭先喊進來。他進來后，就坐到椅子上，我們坐到床沿。 “你叫什么名字？出生年月？家庭住址？”按照程序，我們開始詢問。他翻翻眼睛，問一句說一句，不問就漠然地看著墻壁。王隊想到什么了，就悄悄地耳語幾句，然后我再繼續問。其實也沒什么難的，都是常規性的問題。無非是建廠時間、生產原料、產品、排污認定等。第一個嫌疑人問過以后，我們又接著問那個年青人。也許第一次看到這么多執法人員、公安民警、執法車、警車，老頭和年青人都有點害怕，說話都有點不利索。于是，還得安撫他們的情緒，免得出現什么意外。最后按手印的時候，他們臉色都有點不好看，尤其年輕人，簽名都歪歪扭扭的。頭兒也不放心，一會兒進來看看，一會兒再出去指揮其他人。 “明天，送你的身份證復印件和場地租賃協議。”最后，我對老頭說，“縣環保局五樓監察大隊四中隊，記住沒？” “行，行，我明天一定去。”老頭答應著，臉色有點難看，腿似乎也有點發抖。其他組的兄弟也都在忙乎，將近夜里九點左右，查封、取樣、錄像、筆錄等工作都相繼完成了。大家終于松了一口氣。局監測分析人員采集的廢水樣品需要明天送到市監測站化驗分析，比較慢，一般需要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時間才能出結果。二第二天上午，大約十點來鐘。我們在辦公室討論案情的時候，老頭就敲門進來，來送資料了。他依舊佝僂著腰，一步一挪的，腰幾乎挨著地了。走路都費勁，這么遠估計是年輕人送他來的。 “老劉，你這么大年齡了，為啥要做這種違法事呢？”等他坐下，我給他倒了一杯水，問。因為昨天做筆錄問過了，知道他姓劉，今年68了，兩個兒子，西高村的，租賃的廠房。 “我身體不好，腰一直有病。看了幾次不見效，去年到北京看了一次，說需要動手術，手術費20來萬。孩子們不抵事，顧不住自己，都不管我。”他嘆口氣說，“年青時，我會這手藝。本來不干了，為了掙錢治病，這不就偷偷干上了。” “干這個確實賺錢，可是你知道搞小電鍍違法嗎？這是‘十五小土’企業，國家明令禁止的，廢水處理成本很高的。小作坊投不起，但是不處理，排到地下，會污染我們地下水的。千古罪人啊！”也不知道他說的是否真假。不過，干啥吆喝啥，我開始給他普法，起碼以后別違法，或許習慣給違法者普法了。 “知道啊，知道國家不讓干，你們不讓干。但是，我們那里機械加工廠多，電鍍配件用戶需求量大啊，利潤高。比如我做雞籠。”他晃動著一雙手激動地說，“你說，現在，哪里不是有利潤就有人干啊。” “掙錢要掙合法的錢，違法的錢是不能掙的。犯法就要坐牢的，值不值？再說，有病也不是違法的理由啊。犧牲大家的利益賺昧良心錢，你覺得過意的去嗎？為了掙錢就去犯法嗎？想想其他途徑，國家醫保形勢這么好，還有新農合什么的。”我想起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于是說。他低下了頭，一頭花白頭發，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不過，估計心里還是一會兒半會兒想不通的。現在人都現實，畢竟這來錢快，環保也不頂吃頂喝。 “你們的程序是什么？”他忽然問，“我不干還不行，以后我不干了。關門了，還關我不，還罰我不？” 在案件查處中，以前也曾遇到過很多違法的人這樣問我們。對于環境保護，他們總覺得是小事，既不殺人也不放火，不干了就不應該再處罰。說實話，違法成本太低，是如今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的一大詬病，這也是環保法為何要修訂，要長牙的原因吧。對于偏遠地帶的鄉下，三不管地帶，更是違法排污小作坊、小企業的天堂。幾個破罐子，拉上電就能干。成本低，利潤高，來了就拆，走了就建，習慣跟我們打游擊。弄得執法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很多這樣的農民，無知加法盲，一心追逐個人利益，執法普法很難開展。過了一會兒，他的情緒漸漸平穩了，就不再說話，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腳。 “違法就要接受法律處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我緩口氣，對他說：“不過，你先回去，具體如何處理回頭等通知吧。” 他沒再辯解，慢慢地起來，把水杯放到垃圾簍里。轉身，出門下樓去了。 “我們的辦公室在五樓，他這個樣子要上來確實有點吃力。”小李悄悄地跟我說。后來，聽說縣公安局想依法拘留他，結果拘留所不要。這種身體狀況的人都怕出事故。萬一人死在拘留所，安全責任就大了。不過，相關的罰款肯定是少不了的。年輕人聽說關了十幾天，后來再也沒見過。從此，非法小電鍍在我們縣幾乎絕了跡，我也再也沒見過老劉。作者簡介：童楓，河南新鄉鳳泉區人，自幼熱愛文學。 +10我喜歡

2016年農歷4月19日中午，人們發現光棍漢騾駒子死了，騾駒子就死在他自己的炕頭下。死相太難看，蜷作一團，像一個小寫的“c”字，臉緊貼地面，呲牙咧嘴，怒目圓睜。人們發現他死了，已經是他死后幾天的事了，尸體已經臭了。騾駒子無后，他的喪事由他的親房侄子操辦。他生前撿的廢品塞滿了整個房間，天長日久，好多廢品已經在他的矮房子中生了根，無法搬走。于是他侄子用一把火把他多少年的心血化作幾縷青煙。一切都沒有了，人死了，什么都沒有留下，一了百了。騾駒子，五保戶，中等身材，面相兇煞，亂蓬蓬的頭發，臉圓，土灰色，很少洗。滿臉橫肉，無眉，豌豆大的眼睛里布滿血絲，鼻子出奇的大，紫黑色，鼻尖偏左邊長著，滿嘴的黃牙層次不齊。常年袒胸，胸膛上的污垢可以鏟下一層做花肥。孩子們不聽話了，大人們都會說：“騾駒子來了”，小孩馬上聽話了。村里沒人和他說話，似乎人們也忘記了村里還有這樣一個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由于年輕的時候干的活太重，累壞了身體。最近十幾年，他腰腿疼的厲害，不能直起腰來了，活也干不成了，才轉行撿廢品。走路的時候只能拄一根一尺來長的棍子當拐杖，稍微陡點的坡路他幾乎是手足并用，腰背幾乎和地面平行，耷拉著腦袋走路。一群小孩跟在他的后面。 “騾駒子的牙，也是一塊寶，年輕的時候把那大羊排吃了不少，如今他老了，是老了，連一根酸面條也咬不動了。 ……” 孩子們站的遠遠地，抓些樹葉爛草往他身上扔，大笑著一哄而散了。他坐下來更是要蜷作一團的，聽著孩子們唱歌，木訥的臉上會抽搐一下，慢悠悠的從鼻子里“哼”一聲。是笑？還是生氣，誰也不知道。凌亂的頭發灰白參半，夾雜著不少的草葉灰塵，油垢很重。臉面上皺紋縱橫，遠看像一張破漁網。目光呆滯，偶爾嘴角動一下，否則你不能發現他還有一息生機。他常常穿一件棉布中山裝，常年不洗，好好的衣服就這樣被他穿成了皮夾克，脫下來能立在地上不倒，油光發亮。 “死了好……，也該到死的時候了” 村里上了年紀的人都這么說。農歷4月19日，忌行喪、安葬。他的死太平常了，沒有人提及他的死，似乎這個村子壓根就沒有過他一樣，或者是死了很久了。小一輩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村里老老少少都叫他騾駒子。了解騾駒子，還是奶奶講給我聽的。 1958年至1960年的大饑荒，甘肅通渭縣是最嚴重的，騾駒子所在的村子饑荒前是360口人，饑荒后只剩87口人了，其余的人全都餓死了。騾駒子當然是要活下來了，他活下來是必然，其他人活下來是偶然。在那個饑荒年代，騾駒子不但沒有挨餓，反而體格強健，力大如牛。時常用他那一雙惡狼似的小眼睛搜尋每一個人的動靜，似乎要吃了誰一樣。先前他常說他是天上的力士下凡，沒有他的允許，村里的任何東西誰都不能動，但村里還是常常丟東西，就是抓不住賊。后來村里要交公糧去縣里，交公糧是需要牲口馱人挑的，騾駒子力氣大，他就成了不二人選。他去了一趟縣里，回到村里就了不得了，常常說縣委書記讓他擔任村支書，還說要騾駒子保護村里的財物。至于縣委書記為什么要接見他，在啥時候接見的他，他沒有說，也沒有人知道。 “國家的財物不能動”，他說這是毛主席接見他的時候說的，至于毛主席為什么要接見他，在啥時候接見的他，他沒有說，也沒有人知道。他為什么沒有挨餓呢？有人說他以前當過土匪，常常偷搶鄰村的人家的糧食；也有人說那些死了的人的肉全是騾駒子刮去吃了的，吃的干干凈凈，像狼舔過一樣，只剩白骨。或許都只是猜測，但他確實沒有挨餓。那是1959年的農歷十月十三，父親5歲。隴中的十月，清晨的薄霜還沒有散去，氣溫很低。柴垛上的霜打在手上，手凍得紅腫生疼。整個村莊格外的死寂，沒有一點聲音，更沒有一點炊煙。人們像平常一樣餓的全身浮腫，行動很困難，都耷拉著腦袋斜躺在墻角下等太陽。與其說是等太陽，不如說是等死，連咳嗽都很困難。奶奶拉著我父親，挪動著那雙沉重的腳去打谷場，打算在柴垛下面找尋一些零散的谷粒充饑，當然希望幾乎為零，人們已經翻過不知道多少回了，恨不能把那些柴垛也吃了。奶奶和父親去時，大奶奶已經領著大姑在找尋了，大姑大父親一歲。大姑突然穿了一件破舊的紅色的棉襖，大姑從來沒有這么好的衣服穿，據說是大奶奶用別人的（撿的餓死的人的衣服）修改過來的。 “大姐姐，有沒有”，奶奶問道。 “正在找，只有一顆……”大奶奶也已經餓的快不行了，全身的浮腫已經使她很難正常走路了。大奶奶吃力的把一粒谷粒塞到大姑的口里，大姑動了一下嘴，習慣性的打了個寒顫。 “娘，我想回家去，我站不住了，累得很，站不住了，我想睡覺……”。大姑哆嗦著說，浮腫的眼皮幾乎不能讓她看見外面的世界了。 “等一等，娘再給你找幾個你吃點，回去也沒有吃的，草根都沒有了……”大奶奶吃力的說。 “媽，快走，騾駒子來了”，父親拉著奶奶剛要走，騾駒子已經從打谷場進來了，他一把抱起大姑，順手就扔在場邊上的驢槽里，“誰允許你們撿糧食的，這是國家的”。他歇斯底里的吼道。大姑的脊背正好頂在槽中的木榷上，大姑蹬了幾下腿，死了。大奶奶沒有哭，她看著在驢槽里蜷作一團的大姑，盡管念叨著一句話： “死了好……” “死了好……” “……”。騾駒子原先是有老婆的，他老婆十分怕他。有一次騾駒子不知從哪里偷來了半碗豆子面，讓他老婆給他搟碗面吃。他老婆在給他盛面時實在餓瘋了，忍不住吃了一口。騾駒子生氣到了極點，就用細麻繩把他老婆的嘴縫了，縫的很結實，拴在了豬圈，活活餓死了。不知道他老婆的肉他吃了沒有。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知道。 “殘忍的很，血從嘴里一直流，一直流”，奶奶說。 “村里沒人勸說嗎？” “誰敢，誰說打誰，往死里打呢！” “他不想要這個媳婦的時間很長了。” “死了好……” “死了好……” 1960年的春天來的額外遲。甘肅省委發現了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的重大政治問題以后，立即進行了補救，人們有了供應的紅薯片吃，餓死人的現象得到了有效控制。生產也在不斷的恢復，農田也要馬上翻耕播種，但村里只有幾對騾馬能夠耕種。騾駒子強行拉走了驃色最好的一匹騾子。也是農歷四月的一個早晨，天空中零零星星飄著幾絲細雨。人們都陸陸續續的開始上地干活了，破敗的村子里又有了生機。騾駒子趕著騾子也上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平時比較勤快的騾子那天耕不動地，趴在地上只是呻吟。這可氣壞了騾駒子，他掄起耕犁，騾子就那樣死了，蜷作一團，像一個小寫的“c”字，臉緊貼地面，呲牙咧嘴，怒目圓睜。騾駒子環視了一下四周，罵了一句“只知道吃草不干活，這就是你的下場”，于是笑瞇瞇的扛起死騾子回家了。據說那頭騾子騾駒子吃了好長一段時間呢。吃的干干凈凈，像狼舔過一樣，只剩白骨。村長沒敢說什么，村里人只是悄悄地議論著。 “好幾天沒有歇息了，白天耕地，晚上又不給草料，牲口受不了”。 “好好的牲口，可惜了，不過他好像好長時間沒吃肉了，估計也饞了”。 “死了好……” “死了好……” 騾駒子老了，也就穩當了。見了村里的人偶爾也會慘淡的笑一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笑，因為很少有人會低下頭看他，或許是人們低下頭看他的時候，他在認真的找尋廢品。他撿廢品，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滿滿的堆到房里房外，碼放的很整齊，壘成了城墻。有人看見他對著廢品堆有說有笑也有哭。我很小的時候，村里來了一位算命先生，騾駒子也來算了一卦。算命先生當著騾駒子的面什么都沒有說，后來我也是聽人說，那算命先生念叨了這樣一句話：“騾駒子，這名沒起好，騾駒騾駒，性格古怪不好馴養，不合群，無后”。或許是吧，不過這的確和騾駒子的一生很符合。他死了，就像一粒塵埃掉入水中，沒有引起一點漣漪。沒有人會想起他和他的故事，不管是好是壞，或許是不愿提及吧！如果偶爾說起，也許還是那句話： “死了好……，也該到死的時候了” 僅此而已…… 簡介呼慶昌，男，甘肅通渭人，現為文縣一中物理教師。 +10我喜歡